第263章 湘黔事变 上
107441908远东狂人第263章湘黔事变上
“戊申革命”爆发后,湖南是继湖北之后第二个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省份,“建国战争。中又积极配合共和军西征四川,为革命事业鞍前马后,立下汗马功劳,虽比不得湖北这个革命的“策源地”但在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翘楚了。
但和湖北比较起来,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,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军伸政权,由革命军人和当的诸仲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。
说起湖南,除了大米、鞭炮这些土特产之外,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湖南的伸权。
湖南的伸权崛起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,其标志件就是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以及湘军的组建,几乎从那时起,湖南的诸伸集团就拥有了生杀大权,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借绅们手中最便利的杀人工具。死在这把刀下的湖南农民、游民不计其数,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农民人数也相当可观。可以说,湖南乡伸将“以民御民”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,若不是清廷统治者“以臣制臣”的手段更高明的话,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会是革命党人了。
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结束,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已使诸伸们拨取了全部地方政务,在湖南。“诸伸”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。而是一种文化,一种统治文化,在这里,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诸伸集团,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。从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纠纷调解。都能够看到借仲集团的影子。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诸仲力量才能维特权威,借仲对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,当年“戊戌变法”时湖南之所以走在维新前列,与此不无关系。
虽然古代中国讲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,士大夫们希望皇权至县为止。县以下的乡村应该完全交给荐伸们管理,但是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。在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。君权始终压制着伸权,只有当乱世到来的时候,才是仲权蚕食君权的时候。
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“君臣共治”在这里,伸权就是缩小了的君权,而君权也通常被暗仲们看做是放大了的伸权,在这里,往往诸神的一句话,就能决定当地草民的生死荣辱。
在这样一个省份进行革命,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极高超的技巧,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,而这,也正是为什么赵北没有在第一时间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。
仲权的无限扩大,必然导致小民权利的无限缩小,湖南之所以成为会党势力最盛的省份,与这种伸权的狂暴不无关系,草民对抗强权的唯一武器就是会党。不过,由于诸仲集团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、文化资源,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组织的会党翻身,基本上是在做梦。而且,不少有眼光的借仲出于利益考虑,在拉拢官府的同时也与革命势力眉来眼去,将自己打扮成“开明”伸士,这种伎俩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。
清末新政之后,大批湖南乡伸投身实业,造就了一批新兴力量,这些人就是“立宪派。”他们是伸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,这些人希望从皇室手里分享更多权力,所以。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。但是,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,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。准确的讲是“诸伸立宪。”对他们来说,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、经济特权的丧失,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。
作为革命大时代的一员,湖南就是这个时代最顽固的守旧派堡垒。要想攻克这个堡垒,不是几万人枪、几个门大炮就可以奏功的。
共进会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短视的错误,所以,湖南乱套了。
作为湖北的南方屏障,湖南一直是赵北关注的重点小方向,虽然他以前并不打算在短期内直接介入湖南事务,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共进会的领导层注意湖南诸伸动向。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当作了耳旁风,结果导致湖南革命形势骤然一变。并牵连贵州发生政变。
贵州政变是两天前发生的,驻扎省城贵阳的黔军因为闹饷而哗变,聚攻军政府和都督府,共进会方面的贵州都督焦达峰被杀,副都督钟玉山下落不明,共进会嫡系部队“革命联军”连遭黔军伏击,损失惨重。已退往湘黔边界,现在的贵州军政府已落入立宪派手中,省内倾向南方革命党的军政要员要么被杀,要么落荒而逃,几乎一夜工夫,象征草命的十八星红旗就在贵州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“者老会。政府。
湖南的乱局要早于贵州,由于共进会主力部队南征云南,省垣兵力空虚,在贵阳兵变前一天,长沙城外的原清军巡防营数千人同时哗变,随即拖炮进攻长沙,与驻扎城内的共进会嫡系部队激烈交火,战斗持续了一天,共进会虽有会党武装协助,但因火药库被内奸炸毁,弹药全失。最终只能放弃长沙,分兵两路,往南退守醚陵,往北撤向湘阴,同时派人向驻守湘北岳州的荐和军第五师求援。
共和军第五师师长是吴振汉,虽然他是共和军副总司令,但作为客军统帅,他没有权力直接调兵干涉湖南省政,只能再向总司令赵北拍发电报,将湘变详细经过禀明,请示处置办法。
赵北的回电很简单:固守岳州,等候命令。
吴振汉不敢怠慢,立即下令第五师进状态,在岳州城外加筑了两道防线。两天后几艘蒸汽船儿用批武器弹药从武汉赶来,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也随船同时到达,岳州人心
定。
赵北接到吴振汉的电报时正在湖北东部视察防汛工作,电报一到,他当即决定立即返回武汉坐镇,虽然路上没敢耽搁,但代用小炮舰的蒸汽机故障不断。走走停停,等他回到武汉时已是湘变之后的第三天了。
战场形势瞬息万变,这短短三天时间里,湖南局势进一步恶化,共进会退守醚陵的那支部队没能坚守住阵地,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,缺乏弹药的“革命联军”只好继续向东撤退,进入江西境内,本打算退往萍乡。与阎锡山、李烈钧部革命军取得联系,但进军途中突遭控制在立宪派手里的赣南巡防营精锐部队伏击,伤亡一千多人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。几名将领随即被赣军以“会匪”罪名枪决余部均被遣散。
退守湘阴的共进会部队也遭到进攻,虽然敌军攻势不猛,但军心一度发生动摇,如果不是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及时赶到并投入战斗的话,恐怕湘阴也是守不住的。湘阴和酷陵比起来有一个优势,这里紧靠洞庭湖,又赶上长江汛期,水位较高,共和军的小炮舰可以直接开到岸边,以猛烈的炮火支援守军,而且这里离岳州不远,湖北军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也影响到了这里,百姓负担较轻,革命热情较高,能够主动为革命武装传递消息。
赵北回到武汉时共和军第五师的副师长潘康时已经赶到武汉,他是吴振汉派回的联络员,负责向总司令汇报湘变洋情。
在总参谋部的小会议室里,赵北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,并没有立即部署军事反击事宜,只是询问了一下湖南局势。
“长沙陷落后,君宪派遗老遗少弹冠相庆,组建了所谓的“宪政自治会”发出通电,说共进会是会匪武装,不是革命军队,首领也不是湖南人,君宪派以此为借口宣布接管全省军政事务,推举省议院议长、前清湖南巡抚水春莫为湖南都督。宪政名士谭延哥接任议长之职,次日袁世凯发通电,认可了议长,但否决了都督人选,任命原江苏都督汤化龙为湖南都督,并发表前湖南矿务总局中路总办黄忠浩为湖南镇守使,统帅湘军。”
潘康时拿着一份简报,将最近几天的糊南政情简略介绍。
赵北拿手指叩了叩桌子,问道:“这个黄忠浩是不是就是原来那行小巡防营统领?”
“正是此人。记愕孙武回湖南之前,总司令就特意点到过这个黄忠浩,说此人反对革命,要共进会小心此人。现在看来,总司令真有先见之明,此次长沙兵变,正是此人一手挑起,参与兵变的巡防营也是他的老部下。”潘康时点了点小头。
赵北只能苦笑,历史已因他的到来而变得面目全非,这个黄忠浩在辛亥革命中是死于革命军之手的,但是现在,此人不仅没死,反而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镇守使,到真是有些讽刺。
“汤化龙做湖南都督,袁世凯打得什么主意?”赵北琢磨着。
汤化龙是湖北人,也是著名的立宪派,革命之后应黎元洪之邀做了湖北议院副议长,后来参加南北议和,做了南方总代表,随即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督,椅子都还没坐热,就赶上了湘变。
潘康时见赵北半天没说话,于是说道:“袁氏电报一到,湖南遗老遗少就吵翻了天,一些人叫嚣“湘人治湘”不过最后还是同意让汤化龙上任,现在汤化龙正坐船往岳州赶呢,还往武汉拍了电报,不知总司令是否已看过那份电报?”
赵北说道:“没回武汉的时候黎黄陵就把那电报转拍给我了,我看过电报,不过是些场面话,这个汤济武倒是圆滑,知道湖南都督不好当。他一个书生,现在湖南又是兵变四起,就凭他的力量弹压不住,所以先给我个电报,让我在背后支持他。”
“那咱们支持不支持?依我看。这次湖南事变对咱们来说没什么影响。反正共进会主政的时候咱们也不受待见。
汤化龙好歹是湖北人,还做过湖北副议长,与黎议长关系密切,他做湖南都督,总是好过孙武那帮愣头青。”
潘康时这话虽有些偏激,但说得也是事实。年初的时候共进会接连拍发电报到武汉,催促赵北尽快将驻扎岳州的第五师撤回湖北,甚至通过袁世凯向赵北施压,只是赵北态度一直很强硬,这才没有得逞。
第五师摆在岳州不是没有目的的。岳州拖守洞庭湖湖口,交通便利。战略地位相当重要,只要守住了这里,就等于是守住了湘北门户。无论是保护湖北还是南下湖南,这里都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,当初吴振汉率领第一梯队联合共进会部队攻克了长沙后,赵北立即下令将第一梯队开往岳州休整,之后第一梯队就驻扎在这里,后来被改编为第五耸,没再挪过地方。
作为一个熟悉历史的穿越者。赵北的这个安排非常明智,第五师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。
其实,此次湘变、黔变之所以发生。也与赵北的默许、纵容不无关系。
如果共进会唯总司令马首是瞻的话,或许湘黔事变根本就不会
。
但是共进会选择了与总司令分道扬镀,这是很不理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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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戊申革命”爆发后,湖南是继湖北之后第二个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省份,“建国战争。中又积极配合共和军西征四川,为革命事业鞍前马后,立下汗马功劳,虽比不得湖北这个革命的“策源地”但在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翘楚了。
但和湖北比较起来,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,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军伸政权,由革命军人和当的诸仲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。
说起湖南,除了大米、鞭炮这些土特产之外,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湖南的伸权。
湖南的伸权崛起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,其标志件就是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以及湘军的组建,几乎从那时起,湖南的诸伸集团就拥有了生杀大权,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借绅们手中最便利的杀人工具。死在这把刀下的湖南农民、游民不计其数,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农民人数也相当可观。可以说,湖南乡伸将“以民御民”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,若不是清廷统治者“以臣制臣”的手段更高明的话,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会是革命党人了。
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结束,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已使诸伸们拨取了全部地方政务,在湖南。“诸伸”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。而是一种文化,一种统治文化,在这里,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诸伸集团,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。从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纠纷调解。都能够看到借仲集团的影子。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诸仲力量才能维特权威,借仲对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,当年“戊戌变法”时湖南之所以走在维新前列,与此不无关系。
虽然古代中国讲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,士大夫们希望皇权至县为止。县以下的乡村应该完全交给荐伸们管理,但是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。在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。君权始终压制着伸权,只有当乱世到来的时候,才是仲权蚕食君权的时候。
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“君臣共治”在这里,伸权就是缩小了的君权,而君权也通常被暗仲们看做是放大了的伸权,在这里,往往诸神的一句话,就能决定当地草民的生死荣辱。
在这样一个省份进行革命,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极高超的技巧,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,而这,也正是为什么赵北没有在第一时间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。
仲权的无限扩大,必然导致小民权利的无限缩小,湖南之所以成为会党势力最盛的省份,与这种伸权的狂暴不无关系,草民对抗强权的唯一武器就是会党。不过,由于诸仲集团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、文化资源,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组织的会党翻身,基本上是在做梦。而且,不少有眼光的借仲出于利益考虑,在拉拢官府的同时也与革命势力眉来眼去,将自己打扮成“开明”伸士,这种伎俩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。
清末新政之后,大批湖南乡伸投身实业,造就了一批新兴力量,这些人就是“立宪派。”他们是伸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,这些人希望从皇室手里分享更多权力,所以。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。但是,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,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。准确的讲是“诸伸立宪。”对他们来说,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、经济特权的丧失,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。
作为革命大时代的一员,湖南就是这个时代最顽固的守旧派堡垒。要想攻克这个堡垒,不是几万人枪、几个门大炮就可以奏功的。
共进会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短视的错误,所以,湖南乱套了。
作为湖北的南方屏障,湖南一直是赵北关注的重点小方向,虽然他以前并不打算在短期内直接介入湖南事务,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共进会的领导层注意湖南诸伸动向。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当作了耳旁风,结果导致湖南革命形势骤然一变。并牵连贵州发生政变。
贵州政变是两天前发生的,驻扎省城贵阳的黔军因为闹饷而哗变,聚攻军政府和都督府,共进会方面的贵州都督焦达峰被杀,副都督钟玉山下落不明,共进会嫡系部队“革命联军”连遭黔军伏击,损失惨重。已退往湘黔边界,现在的贵州军政府已落入立宪派手中,省内倾向南方革命党的军政要员要么被杀,要么落荒而逃,几乎一夜工夫,象征草命的十八星红旗就在贵州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“者老会。政府。
湖南的乱局要早于贵州,由于共进会主力部队南征云南,省垣兵力空虚,在贵阳兵变前一天,长沙城外的原清军巡防营数千人同时哗变,随即拖炮进攻长沙,与驻扎城内的共进会嫡系部队激烈交火,战斗持续了一天,共进会虽有会党武装协助,但因火药库被内奸炸毁,弹药全失。最终只能放弃长沙,分兵两路,往南退守醚陵,往北撤向湘阴,同时派人向驻守湘北岳州的荐和军第五师求援。
共和军第五师师长是吴振汉,虽然他是共和军副总司令,但作为客军统帅,他没有权力直接调兵干涉湖南省政,只能再向总司令赵北拍发电报,将湘变详细经过禀明,请示处置办法。
赵北的回电很简单:固守岳州,等候命令。
吴振汉不敢怠慢,立即下令第五师进状态,在岳州城外加筑了两道防线。两天后几艘蒸汽船儿用批武器弹药从武汉赶来,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也随船同时到达,岳州人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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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北接到吴振汉的电报时正在湖北东部视察防汛工作,电报一到,他当即决定立即返回武汉坐镇,虽然路上没敢耽搁,但代用小炮舰的蒸汽机故障不断。走走停停,等他回到武汉时已是湘变之后的第三天了。
战场形势瞬息万变,这短短三天时间里,湖南局势进一步恶化,共进会退守醚陵的那支部队没能坚守住阵地,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,缺乏弹药的“革命联军”只好继续向东撤退,进入江西境内,本打算退往萍乡。与阎锡山、李烈钧部革命军取得联系,但进军途中突遭控制在立宪派手里的赣南巡防营精锐部队伏击,伤亡一千多人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。几名将领随即被赣军以“会匪”罪名枪决余部均被遣散。
退守湘阴的共进会部队也遭到进攻,虽然敌军攻势不猛,但军心一度发生动摇,如果不是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及时赶到并投入战斗的话,恐怕湘阴也是守不住的。湘阴和酷陵比起来有一个优势,这里紧靠洞庭湖,又赶上长江汛期,水位较高,共和军的小炮舰可以直接开到岸边,以猛烈的炮火支援守军,而且这里离岳州不远,湖北军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也影响到了这里,百姓负担较轻,革命热情较高,能够主动为革命武装传递消息。
赵北回到武汉时共和军第五师的副师长潘康时已经赶到武汉,他是吴振汉派回的联络员,负责向总司令汇报湘变洋情。
在总参谋部的小会议室里,赵北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,并没有立即部署军事反击事宜,只是询问了一下湖南局势。
“长沙陷落后,君宪派遗老遗少弹冠相庆,组建了所谓的“宪政自治会”发出通电,说共进会是会匪武装,不是革命军队,首领也不是湖南人,君宪派以此为借口宣布接管全省军政事务,推举省议院议长、前清湖南巡抚水春莫为湖南都督。宪政名士谭延哥接任议长之职,次日袁世凯发通电,认可了议长,但否决了都督人选,任命原江苏都督汤化龙为湖南都督,并发表前湖南矿务总局中路总办黄忠浩为湖南镇守使,统帅湘军。”
潘康时拿着一份简报,将最近几天的糊南政情简略介绍。
赵北拿手指叩了叩桌子,问道:“这个黄忠浩是不是就是原来那行小巡防营统领?”
“正是此人。记愕孙武回湖南之前,总司令就特意点到过这个黄忠浩,说此人反对革命,要共进会小心此人。现在看来,总司令真有先见之明,此次长沙兵变,正是此人一手挑起,参与兵变的巡防营也是他的老部下。”潘康时点了点小头。
赵北只能苦笑,历史已因他的到来而变得面目全非,这个黄忠浩在辛亥革命中是死于革命军之手的,但是现在,此人不仅没死,反而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镇守使,到真是有些讽刺。
“汤化龙做湖南都督,袁世凯打得什么主意?”赵北琢磨着。
汤化龙是湖北人,也是著名的立宪派,革命之后应黎元洪之邀做了湖北议院副议长,后来参加南北议和,做了南方总代表,随即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督,椅子都还没坐热,就赶上了湘变。
潘康时见赵北半天没说话,于是说道:“袁氏电报一到,湖南遗老遗少就吵翻了天,一些人叫嚣“湘人治湘”不过最后还是同意让汤化龙上任,现在汤化龙正坐船往岳州赶呢,还往武汉拍了电报,不知总司令是否已看过那份电报?”
赵北说道:“没回武汉的时候黎黄陵就把那电报转拍给我了,我看过电报,不过是些场面话,这个汤济武倒是圆滑,知道湖南都督不好当。他一个书生,现在湖南又是兵变四起,就凭他的力量弹压不住,所以先给我个电报,让我在背后支持他。”
“那咱们支持不支持?依我看。这次湖南事变对咱们来说没什么影响。反正共进会主政的时候咱们也不受待见。
汤化龙好歹是湖北人,还做过湖北副议长,与黎议长关系密切,他做湖南都督,总是好过孙武那帮愣头青。”
潘康时这话虽有些偏激,但说得也是事实。年初的时候共进会接连拍发电报到武汉,催促赵北尽快将驻扎岳州的第五师撤回湖北,甚至通过袁世凯向赵北施压,只是赵北态度一直很强硬,这才没有得逞。
第五师摆在岳州不是没有目的的。岳州拖守洞庭湖湖口,交通便利。战略地位相当重要,只要守住了这里,就等于是守住了湘北门户。无论是保护湖北还是南下湖南,这里都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,当初吴振汉率领第一梯队联合共进会部队攻克了长沙后,赵北立即下令将第一梯队开往岳州休整,之后第一梯队就驻扎在这里,后来被改编为第五耸,没再挪过地方。
作为一个熟悉历史的穿越者。赵北的这个安排非常明智,第五师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。
其实,此次湘变、黔变之所以发生。也与赵北的默许、纵容不无关系。
如果共进会唯总司令马首是瞻的话,或许湘黔事变根本就不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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