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5章 养肥猪与杀肥猪 上
为川南盐都,富顺县城里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八店街,最大的八家盐商均在此设立铺面,故此,今时过境迁,那八家盐商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,街的名字却就此流传下来,在这条街上开设店铺的也不再仅限于盐商,银号、当铺、古董行、广洋货店,诸多商号鳞次栉比,就连前几年新开办的大清银行也在这条街上了分行。
富顺宣布易帜当天,一部清军哗变,除了在城外大肆洗劫之外,少数乱兵还冲进城,在这繁华的八店街上抄掠,虽然很快就被城内驻军击退,街面上的商号也遭了兵〕,当铺、古董行损失惨重,就连大清银行也被乱兵放了把火,烧光了部帐目,让本地储户血本无归,至于那些存款是否还在银行之中,却是谁也说不清楚,甚至这把火到底是哪一方放的,也是众说纷纭。
虽然早已撤离,这八店街上仍是冷冷清清,远不及火神庙里热闹,大大小小的商号都是大门紧闭,正在忙着清点兵煲中的损失,至于开张营业的事情,暂时还顾不过来。〕
只有大清银行的那间行有些特别,虽然正门没开,后门却开门迎客,门边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,那块“大清银行”的牌匾则被人摘了下来,放在路边砸了个稀烂。
这副势显然不是在营业,即使想营业也营不了,帐目都还没清点清楚,怎么可能营业?之所以开着后门,只不过是为了开一场会议,银行后头有座大礼堂,可容四五百人,放的那把火也没波及那间礼堂,因此,这里就成了和军“盐政善后会议”的召开地点,一场决定中国盐业前途、盐商运的大会就在这里举行。
主持会议的是共和军总司令赵北,列席会议的除了富顺的盐商之外,还有来自于荣县的盐商代表、地方名士,另外还有一些川南的重量级军政人士,像荣县的王子骧、仁寿的秦省三、威远的杨绍南和甘东山,这些趁乱而起的民军首领哪一个不是威名赫赫的江湖大佬?就连远在州的周鸿勋也千里迢迢带着袍哥队伍赶到了富顺,不为别的,就是为了这里的井盐!
共和军西征之后,川南虽有清军重兵弹压,无奈地方烂已久,会党横行,清军虽疲于奔,各地“民军”仍是一个劲儿的冒着头,同盟会策动的川南起义虽然失败,是却进一步削弱了官府在偏远地区的统治力量,有利于方豪杰的崛起,这王子骧、周鸿勋等人就是那个时候崛起于草莽的,仗着手下有那么千把号弟兄,竖起旗子就造反,占着山头敢称王,纷纷粉墨登场,当起了川南的地头蛇,富荣场的清军反正之后,这些江湖好汉就扛起革的红旗,离开了山寨,带着队伍开到了富顺,想分一杯羹,没等这些杂牌队伍进城,正牌的革军就到了富顺县。(更多新章节请到、〕
虽说“强龙难压地头蛇”,可果头蛇遇到了蛮不讲理、实力强横的强龙却也只能甘拜下风,在共和军面前,无论是王子骧还是周鸿勋,那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,论兵他们不及共和军多,论枪他们不及共和军利,又有什么资格跟共和军争?再加上一个“川南镇守使”田振邦从中使坏,共和军没把他们这些地头蛇消灭已经高抬贵手了。〕
说起田振邦,那也是个人物,重庆举义,他算是为共和军的西征大业立下大功,为了酬功,总司令保举他做了“川南镇守使”,将叙州、州、宁远、叙永这三府一厅的川南盘划给了他田某人管辖,这块盘也就成了他田某人的禁脔,虽说与总司令约定在先,盐税、盐业轮不到他田振邦揩油,可这些地方的田赋、厘金却都归田振邦打理,此财源,田振邦怎肯甘心让他人分润?为了实现“川南王”的理想,下滥药、使坏水、进谗言,什么手段田振邦都试过了,果不是有总司令的严令,恐怕田振邦早就与那帮头蛇开战了。
田镇守使打得是什么主意,赵北心里一清二楚,田振邦是想做实实在在的“川南王”啊,总司令偏偏不想让他得逞。〕
平衡,一切为了衡!为政之道就讲究这“平衡”二字,现在就灭了田振邦,无益于赵北的信誉,如果帮着田振邦灭了王子骧、周鸿勋等人,却也无助于牵制田振邦,所以嘛,这最的办法莫过于和稀泥,让这帮头蛇互相牵制、互相监视,此,方可保证共和军在川南的话语权。所以,此次“盐政善后会议”并不仅仅是为了盐政改革,而且也是为了排这些地头蛇的出路,平衡他们的势力,为总司令主政全川保驾护航。
田振邦要做实实在在的川南王,王子骧、
也要在这川南一带刮刮地皮,双方立场都很坚决,谁肯退让?要想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,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这得总司令一锤定音。
如果从赵北抵达富顺县那一天算起,这位总司令已经在本埠呆了整整两天半,可在这两天半的时间里,富顺盐商和军政要员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位共和军的首脑人物,就连精心准备的接风宴也是蓝天蔚、傅华封代为出席的,谁也不知道赵总司令到那里去了,可偏偏从镇守使田振邦的嘴里传出风声,说是共和军方面打算整顿盐政,刷新盐业。(更多新章节请到、〕
可具体怎么整顿、怎么刷新,却没一个人知道,蓝天蔚、傅华封都是守口瓶,田振邦刚刚从成都赶到富顺,而且一介武夫,除了银子什么不懂,结果这两天下来,所有的盐商无论产业大小,均是战战兢兢,现在都知道已经改朝换代了,所谓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,坐江山的换了人,连大臣都能换,何况小小盐商?
盐商,中国古代商人中的翘楚,凭借着特殊地位不仅为自己攫取了大量财富,同时也与官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要想扳倒一个盐商,那需要动用足够的力量。:〕盐政,不是那么容易整顿的,至少在承平年间此。
前清时候的盐政讲究八个字:裕课、恤商、利民、杜私。裕课,是指最大限度榨取盐税,充裕国库;恤商,是指减轻盐商负担,避免涸泽而渔;利民,是说降低盐价,扩大引岸,不使百受淡食之虞;杜私,是说尽力杜绝私盐贩卖,维持盐税收入。
这八字真言看上去冠冕堂皇,值得山呼“吾皇圣明”,实际上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儿,从清初开始,这盐政就一路磕磕绊绊,就没有走得顺畅的时候,原因很简单,因为那“八字真言”之间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,裕课就意味着要加大对盐商的压榨,盐商都不是傻子,自然不会自己承担这苛重的赋税,自然会放弃那些遥远而又毫无利润可引岸,还必须想尽办法将私盐变成官盐,以降低成本,此一来,就造成了个直接后果:其一,偏远地区的百无法吃到官盐,或根本吃不起盐;其二,大量盐税流失,或变成了盐商的豪宅、戏班,或进入了盐官、税吏的口袋,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。
当然,清朝统治者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盐政实施改革,从立国之初起,皇帝们就一直盯着那盐税,底下的那帮能臣没少出主意,只由于种种原因,一直没敢动手而已,所以,盐商继续维持着他们的特权,不过这个特权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
用一句官场上的话来说,盐商就是朝廷养的“肥猪”。
皇帝之所以愿意维持盐商的特殊地位,纯粹就是在养肥猪,什么时候缺银子了,什么时候就杀猪,而盐商数量有限,这就决定了猪程序的简便,有几口猪,一口猪有多肥,这些细节官府都一清二楚,按图索骥,没一个能跑得了。没办法,古代中国商业、货币的流动性太差,只有财大气的盐商才有足够的现金供官府勒索,其他的商人根本没有这种实力,南方的行商虽有这种经济实力,现金不足,也不是旱涝保收的行业。
只有盐商才是肥猪,宰起来痛快,作为交换,朝廷也就给予这些盐商特殊照顾,甚至可以为盐商子弟的科举应试提供种种便利。
清初的盐法是纲商引岸,是直接继承的明代盐法,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许多弊端,明末就已出现了改革盐法的呼声,只由于明王朝的迅速覆灭而终未施行,到了清代康熙、雍正年间,盐法败坏已极,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,雍正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盐政进行小范围修整,敲敲打打,勉强应付,自之后,一个继位的皇帝都曾试图对盐政进行彻底整顿,就场征税、民运民……诸多改革措施一一出笼,直到道光年间,终于出现了“票盐法”,从根本上解决了纲商引岸制的缺陷,不等进一步推广,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先后爆发,为了解决军费问题,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又对盐政指手画脚,采取了寓纲法于票法的循环票法,等于是又退回了纲商引岸制,从此之后,清朝的盐政就再无回天之力,一直到清朝覆灭,这纲商引岸制也没废除。
如果从明代算起的话,这一古老的盐政制度已施行了五百年。
曾有历史学家评论说“古代中国个保温瓶”,盐政制度或许可以为这句做个完美的注脚。(阅!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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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顺宣布易帜当天,一部清军哗变,除了在城外大肆洗劫之外,少数乱兵还冲进城,在这繁华的八店街上抄掠,虽然很快就被城内驻军击退,街面上的商号也遭了兵〕,当铺、古董行损失惨重,就连大清银行也被乱兵放了把火,烧光了部帐目,让本地储户血本无归,至于那些存款是否还在银行之中,却是谁也说不清楚,甚至这把火到底是哪一方放的,也是众说纷纭。
虽然早已撤离,这八店街上仍是冷冷清清,远不及火神庙里热闹,大大小小的商号都是大门紧闭,正在忙着清点兵煲中的损失,至于开张营业的事情,暂时还顾不过来。〕
只有大清银行的那间行有些特别,虽然正门没开,后门却开门迎客,门边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,那块“大清银行”的牌匾则被人摘了下来,放在路边砸了个稀烂。
这副势显然不是在营业,即使想营业也营不了,帐目都还没清点清楚,怎么可能营业?之所以开着后门,只不过是为了开一场会议,银行后头有座大礼堂,可容四五百人,放的那把火也没波及那间礼堂,因此,这里就成了和军“盐政善后会议”的召开地点,一场决定中国盐业前途、盐商运的大会就在这里举行。
主持会议的是共和军总司令赵北,列席会议的除了富顺的盐商之外,还有来自于荣县的盐商代表、地方名士,另外还有一些川南的重量级军政人士,像荣县的王子骧、仁寿的秦省三、威远的杨绍南和甘东山,这些趁乱而起的民军首领哪一个不是威名赫赫的江湖大佬?就连远在州的周鸿勋也千里迢迢带着袍哥队伍赶到了富顺,不为别的,就是为了这里的井盐!
共和军西征之后,川南虽有清军重兵弹压,无奈地方烂已久,会党横行,清军虽疲于奔,各地“民军”仍是一个劲儿的冒着头,同盟会策动的川南起义虽然失败,是却进一步削弱了官府在偏远地区的统治力量,有利于方豪杰的崛起,这王子骧、周鸿勋等人就是那个时候崛起于草莽的,仗着手下有那么千把号弟兄,竖起旗子就造反,占着山头敢称王,纷纷粉墨登场,当起了川南的地头蛇,富荣场的清军反正之后,这些江湖好汉就扛起革的红旗,离开了山寨,带着队伍开到了富顺,想分一杯羹,没等这些杂牌队伍进城,正牌的革军就到了富顺县。(更多新章节请到、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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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田振邦,那也是个人物,重庆举义,他算是为共和军的西征大业立下大功,为了酬功,总司令保举他做了“川南镇守使”,将叙州、州、宁远、叙永这三府一厅的川南盘划给了他田某人管辖,这块盘也就成了他田某人的禁脔,虽说与总司令约定在先,盐税、盐业轮不到他田振邦揩油,可这些地方的田赋、厘金却都归田振邦打理,此财源,田振邦怎肯甘心让他人分润?为了实现“川南王”的理想,下滥药、使坏水、进谗言,什么手段田振邦都试过了,果不是有总司令的严令,恐怕田振邦早就与那帮头蛇开战了。
田镇守使打得是什么主意,赵北心里一清二楚,田振邦是想做实实在在的“川南王”啊,总司令偏偏不想让他得逞。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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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振邦要做实实在在的川南王,王子骧、
也要在这川南一带刮刮地皮,双方立场都很坚决,谁肯退让?要想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,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这得总司令一锤定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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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清时候的盐政讲究八个字:裕课、恤商、利民、杜私。裕课,是指最大限度榨取盐税,充裕国库;恤商,是指减轻盐商负担,避免涸泽而渔;利民,是说降低盐价,扩大引岸,不使百受淡食之虞;杜私,是说尽力杜绝私盐贩卖,维持盐税收入。
这八字真言看上去冠冕堂皇,值得山呼“吾皇圣明”,实际上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儿,从清初开始,这盐政就一路磕磕绊绊,就没有走得顺畅的时候,原因很简单,因为那“八字真言”之间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,裕课就意味着要加大对盐商的压榨,盐商都不是傻子,自然不会自己承担这苛重的赋税,自然会放弃那些遥远而又毫无利润可引岸,还必须想尽办法将私盐变成官盐,以降低成本,此一来,就造成了个直接后果:其一,偏远地区的百无法吃到官盐,或根本吃不起盐;其二,大量盐税流失,或变成了盐商的豪宅、戏班,或进入了盐官、税吏的口袋,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。
当然,清朝统治者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盐政实施改革,从立国之初起,皇帝们就一直盯着那盐税,底下的那帮能臣没少出主意,只由于种种原因,一直没敢动手而已,所以,盐商继续维持着他们的特权,不过这个特权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
用一句官场上的话来说,盐商就是朝廷养的“肥猪”。
皇帝之所以愿意维持盐商的特殊地位,纯粹就是在养肥猪,什么时候缺银子了,什么时候就杀猪,而盐商数量有限,这就决定了猪程序的简便,有几口猪,一口猪有多肥,这些细节官府都一清二楚,按图索骥,没一个能跑得了。没办法,古代中国商业、货币的流动性太差,只有财大气的盐商才有足够的现金供官府勒索,其他的商人根本没有这种实力,南方的行商虽有这种经济实力,现金不足,也不是旱涝保收的行业。
只有盐商才是肥猪,宰起来痛快,作为交换,朝廷也就给予这些盐商特殊照顾,甚至可以为盐商子弟的科举应试提供种种便利。
清初的盐法是纲商引岸,是直接继承的明代盐法,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许多弊端,明末就已出现了改革盐法的呼声,只由于明王朝的迅速覆灭而终未施行,到了清代康熙、雍正年间,盐法败坏已极,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,雍正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盐政进行小范围修整,敲敲打打,勉强应付,自之后,一个继位的皇帝都曾试图对盐政进行彻底整顿,就场征税、民运民……诸多改革措施一一出笼,直到道光年间,终于出现了“票盐法”,从根本上解决了纲商引岸制的缺陷,不等进一步推广,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先后爆发,为了解决军费问题,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又对盐政指手画脚,采取了寓纲法于票法的循环票法,等于是又退回了纲商引岸制,从此之后,清朝的盐政就再无回天之力,一直到清朝覆灭,这纲商引岸制也没废除。
如果从明代算起的话,这一古老的盐政制度已施行了五百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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